#打开眼界#（本文完稿于2013年6月5日）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分析了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和特点，这就是：“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完全由作家来进行，这种情况也许最有力地决定了法国革命本身的特性，并使法国在革命后呈现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容貌。”这样一些“特殊事件，它们最终确定这场革命的地位、发端和性质。”（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81、174页。以下引文全部引自此书，因此只标注页码。在这里，托克维尔所说的“作家”指的是“文人”，他在行文中也是交替使用这两个词的。作家不仅指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等，也包含哲学家、评论家、新闻记者等等能够以公开发表的文章影响公众的写作者）
托克维尔写道：“长期以来，法兰西在欧洲所有民族中，就是一个最有文学天赋的民族”，但是，到18世纪中叶，“人们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第182页）
托克维尔观察到，在18世纪，英国、德国文人从不卷入日常政治，在一个充斥官吏的社会里，他们不担任任何公职，埋头研究纯哲学或美文学。法国文人则不同，他们不断关心同政府有关的各种问题，终日谈论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的原始形式问题，谈论公民的原始权利和政府的原始权利，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人为的相互关系，习俗的错误或习俗的合法性，谈论到法律的诸原则本身。他们每天都在深入探索他们那时代政治体制的基础，他们严格考察其结构，批判其总设计。他们认为，应该用简单而基本的、从理性与自然法中汲取的法则来取代统治当代社会的复杂的传统习惯。“这种抽象的文学政治程度不等地散布在那个时代的所有著作中，从大部头的论著到诗歌，没有哪一个不包含一点这种因素。”于是，在法国作家的影响下，“往常那样只停留在几个哲学家头脑里的话题，却一直深入到大众中，使他们政治热情经久不衰，以致关于社会性质的普遍而抽象的理论竟成了有闲者日常聊天的话题，连妇女与农民的想象力都被激发起来了。”（第175页）
那么，“这些作家一无地位、荣誉、财富，二无职务、权力，怎么一变而为当时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而且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政治家，因为其他人在行使政权，惟有他们在执掌权威？”（第177页）
第一，社会现实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刺激着作家和公众的神经，使得他们产生形成了强烈的革命激情。
托克维尔指出，18世纪的哲学家们普遍形成的那些观念与他们时代作为社会基础的观念格格不入，这种现象并非偶然；“他们这些思想是眼前的那个社会自身的景象向他们自然地提供的。荒谬可笑的特权泛滥，使人们越来越感到沉重，越来越认为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这种景象把每个哲学家的头脑同时推向，或不如说抛向人的社会地位天生平等这种思想。他们看到那些从往昔的时代沿袭下来的凌乱古怪的制度，从来无人希图加以整饬，使之适应新的需要，这些制度虽已丧失效力，却仿佛还要垂诸万世，因此他们很容易就对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自然而然地趋向于各自以理性为唯一依据，勾画出崭新的蓝图去重建当代社会。”（第176页）
托克维尔说，“假如同英国人一样，法国人也能够不废除旧的体制，而是通过实践来逐渐改变体制的精神，他们也许就不至于心甘情愿地臆想出所有新花样。但是每个法国人每天都在他的财产、人身、福利或自尊方面受到某种旧法律、某种旧政治惯例、某些旧权力残余的妨碍，而他看不到任何他本人能采用的医治这种特殊疾病的药方。似乎要么全盘忍受，要么全盘摧毁国家政体。”
托克维尔画像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现实条件下，当法国人“还能够差不多毫无限制地进行哲学思辩，论述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于是，“所有身受日常立法妨碍的人不久便爱上了这种文学政治。对文学政治的爱好一直深入到那些由于天性或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辩的人心中。凡是受到不平等的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无一不为人人均应平等的思想感到振奋；遭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小所有者，听说一切特权概应受理性的谴责，无不为之雀跃。”于是，“再没人能够与作家争夺这个地位。”（第177页）
第二，尽管作家们解决社会问题的设计脱离实际，但公众却盲目崇拜作家。
这些作家的处境本身也为他们对于政府问题的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作了准备，并且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在托克维尔看来，“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他们对此毫无预感；由于根本没有政治自由，他们不仅对政界知之甚少，而且视而不见。他们在政界无所作为，甚至也看不到他人的所作所为。”（第176页）
糟糕的是，作家们作品的读者，“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听过其中的争论的人，即使不问国事，也能受到教育，而他们连这种肤浅的教育也没有。这样，作家们就敢于更大胆创新，更热爱那些普遍的思想和体系，更蔑视古代的哲理，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这在那些著书立说研究政治学的作家中一般是看不到的。”于是，“同样因为愚昧，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衷心拥戴。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第177页）
就是这样，“文人变成了国家的首要政治家”（第174页），“每种公众激情都乔装成哲学；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作家控制了舆论的领导，一时间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第177页）“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全体国民接受了他们的长期教育，没有任何别的启蒙老师，对实践茫然无知，因此，在阅读时，就染上了作家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癖性，以至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第182页）
托克维尔说，“那时连政治语言也从作家所讲的语言中吸取某些成分；政治语言中充满了一般性的词组、抽象的术语、浮夸之词以及文学句式。这种文风为政治热潮所利用，渗入所有阶级，而且不费吹灰之力，便深入到最下层阶级。早在大革命前，路易十六的敕令便经常提到自然法和人权。我发现农民在诉状中称邻舍为同胞，称总督为可敬的行政官，称教区本堂神甫为圣坛使者，称上帝为最高主宰，这些农民只是不懂拼写法，否则他们就能成为相当厉害的作家。”（第182页）事实上，只有当革命思想被赋予感性形式，并且使得人们运用起革命的语言文字都能够习以为常、浑然不觉的时候，革命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尽管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并不是刻意规划出来的。
第三，本应对作家们的脱离实际有所警惕的上层社会人士乃至国王本人，也深受作家们的蛊惑，卷入了革命思想的合唱。
更糟糕的是，法国贵族和资产阶级也加入了作家们的合唱之中。托克维尔说，本来“贵族阶级在其盛期不仅领导事务，他们还领导舆论，给作家定调子，赋予思想以权威。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一部分统治权；贵族的信誉随其权力的命运消失：贵族在精神领域一向占有的统治地位已成真空，因此作家在那里能尽情扩张，独自占有这个位置。”“不仅如此，作家们夺走了贵族的位置，贵族却支持作家的事业；贵族完全忘掉了，一旦普遍理论受到承认，就不可避免地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因此贵族居然把与他们的特殊权利，甚至生存水火不相容的种种学说视为巧妙的精神娱乐；他们情愿埋身其间，消磨时光，一边稳稳当当地坐享豁免权与特权，一边平心静气地论述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如何荒谬。”事实上，“最直接关心维持旧政体的人们对于这座古老建筑的腐朽丝毫未加注意，从未听见这座朽屋的任何撞击和噪音。”（第178页）
托克维尔表示，“更加使人惊异的是，正是那些领导国家事务的人，大臣、行政官、总督，毫无先见之明。他们中间许多人对于本职工作的确都精明强干；他们洞悉当时政府的一切细微末节；但是，一涉及治国这门科学，这门教授如何理解社会普遍运动，如何判断群众精神动向并预见其后果的科学时，他们就和民众一样一窍不通。”（第179页）并且，即使“在国王方面，伯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幸的路易十六在行将葬身于民主洪流前片刻，仍将贵族视为王权的首要敌手；他不信任贵族，仿佛人们还生活在投石党运动的时代。相反，资产阶级和人民在他眼中，一如在他先王眼中一样，是王室最可靠的支持者。”（第178页）
托克维尔说，他细心阅读过1789年三级会议召开前三个等级起草的陈情书，当他把所有这些个别要求汇集在一起时，“我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系统地废除所有现行的法律和惯例；我立即看到，这是有史以来一场规模最大最为危险的革命。那些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人对此全然不知，他们以为，借助理性，光靠理性的效力，就可以毫无震撼地对如此复杂、如此陈旧的社会进行一场全面而突然的改革。”（第179页）
这一现象令人联想到中国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之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倒是对此进行了辩论，但人们并不是不了解革命对于社会的破坏性，而是“驱除鞑虏”的口号所煽起的民族主义或者不如说民粹主义冲昏了革命党人以及很多社会成员的头脑。而恰好，由于满族人口很少、政治能力已经完全衰竭，“驱除鞑虏”实在太容易，于是辛亥革命并没有造成法国大革命式的血腥。要命的是，袁世凯这个唯一可以替代清帝来稳定政局的权威人物死了。要是袁世凯再活20年，或者袁世凯身边有一个可以直接替代袁世凯的人，辛亥革命就可能成为历史上最完美的革命了。也就是说，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在清政权和袁世凯之间形成了政治权力的平稳交替，不仅刚好清政权失去了“奇理斯玛”（政治权威），而且正好袁世凯正是一个新的“奇理斯玛”。袁世凯死后之所以发生军阀混战，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秉承袁世凯的“奇理斯玛”。
第四，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不仅没有也不可能达到目的，反而由于作家们的反弹导致了革命思想更广泛的传播，并最终激发了法国大革命。
托克维尔发现，“政府的种种罪恶所造成的所有政治反对精神，既然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在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第186页）而文学对于公众的亲和力和影响力则远胜于政治活动家直接的革命宣传。
而法国的特殊情况是，是教会在阻碍着这场正在酝酿中的政治革命，并且成为革命的主要发动者——作家们的特殊障碍。“教会用治理教会的各项原则来阻挡作家们欲在世俗政府中树立的原则。教会主要依靠传统，作家则对建立在尊重传统之上的所有制度表示极度的轻蔑；教会承认一种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作家则只信赖个人理性；教会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之上，作家欲混合各等级。要想和睦相处，双方就必须承认，由于基本性质不同，政治社会与宗教社会不能用相同的原则来治理；但是当时远远办不到这点，看来为要攻击国家制度，必须摧毁教会制度，教会制度乃是国家制度的基础和楷模。”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教会本身当时还是首要政治权力，而且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令人厌恶的，尽管它并非压迫人最甚的；因为教会卷入政治权力，尽管这与教会的使命和本性格格不入；教会在别处谴责罪恶，却使政治权力中的罪恶神圣化，并利用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来掩护罪恶，似乎要使政治权力像教会自身一样万古长存。攻击教会，肯定会立即使民情激奋。”（第186-187页）
伏尔泰
但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作家首先从教会开刀还有更特殊也可以说是个人的原因。“教会恰恰代表政府中离他们最近、最直接与他们对立的这一部分。他们对其他权力只是时有感觉，而这一部分权力专门负责监视思想动态，查禁作品，每天同他们为难。作家们在反对教会、捍卫人类精神的普遍自由中，为他们自己的事业而斗争，这场斗争是从打碎束缚他们最紧的羁绊开始的。”同时，“教会是他们进攻的整个庞大建筑物中最为暴露、最缺乏防御的部分。尘世君王的权力加强，教会势力随之削弱。教会一度凌驾于王权之上，继而与它平起平坐，最后则沦落为君王庇护的对象；在君主与教会之间，达成一宗交易：君主向教会提供物质力量，教会向君主提供道义权力；君主令臣民信守教规，教会使信徒服从君主意志。”（第187页）
孟德斯鸠
作家们反宗教的言论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反宗教和旧制度的激情。托克维尔说，当时，“我们完全忘掉了人类重大事务的实践，我们对宗教在各帝国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一无所知，因此非宗教首先在那些最有切身利益、最有迫切要求去维持国家秩序和使人民顺从的人们的思想中确立。他们不仅欢迎非宗教，而且盲目地向下传播；他们将不虔诚作为他们百无聊赖的生活的一种消遣。”
并且“法国教会以前曾产生过许多大演讲家，此时却感到被所有与教会有共同利益因而应来维护教会事业的人所背弃，于是变得沉默无语。人们一度相信，只要给教会保留财富和地位，它就准备对它的信仰发表谴责。那些否定基督教的人声嘶力竭，而仍然信仰基督教的人则鸦雀无声，从那时以来这种情况在我们中间经常见到，不仅涉及宗教，而且涉及其他所有问题。保留旧信仰的人唯恐成为唯一对宗教忠诚的人，他们惧怕孤立甚于错误，便加入到群众中来，尽管与群众思想不同。在当时只不过是一部分国民的情感，就这样似乎成了全体国民的意见，从那以后，在那些造成这种假象的人眼里，这种感情便像是不可抗拒的。”（第189-190页）这就是革命前夕人们的精神状态。托克维尔说，“上世纪末，所有的宗教信仰普遍威信扫地，这对于整个法国无疑起了最大的影响；它构成了法国革命的特点。人们把法国革命看成面目可憎，主要是从这里得来的印象。”（第190页）
是谁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呢？托克维尔认为，正是限制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政策带来的。法国教会限制作家言论自由的做法不仅适得其反，而且其反弹力更具有致命性：“当时对教会敌人的那种不完全的约束，不仅没有减少他们的力量，反而使之增长起来。有些时候，压制作家可以阻止思想运动，另一些时候则反而加速这个运动；但是，当时对出版界实行的那种警察制度，不可能不使它的力量增长百倍。作家受迫害只引起他们抱怨而不使他们战栗；他们能忍受激发斗志的折磨，而不能忍受把人摧垮的沉重桎梏。对作家的起诉几乎总是拖沓、杂乱、不了了之，仿佛不是为了勒令他们停笔，而是激发他们继续写作。让出版完全自由可能对教会损害反而小些。”（第187页）
正因为如此，大卫·休谟认为不宽容恰恰是法国思想进步的原因。1768年狄德罗致函大卫·休谟道：“你认为我们的不宽容比你们的无限自由更有利于思想的进步；霍尔巴赫、爱尔维修、莫尔莱和絮亚尔不同意你的看法。”托克维尔认为还是这位苏格兰人言之成理。作为自由国家的居民，他对此有经验；狄德罗以文人身份判断事物，休谟从政治角度判断事物。
托克维尔把法国的情况与美国及英国作了比较：“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别国，我拦住遇到的第一个美国人，问他是否认为宗教对法律稳定和社会良好秩序有益；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没有宗教，文明社会，特别是自由社会，便无法生存。在他看来，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连最不通治国科学的人也起码懂得这点。但是，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比美国更多地运用18世纪哲学家在政治问题上的种种最大胆的学说；唯独那些反宗教的学说，尽管有无限制出版自由的保障，却从未能在美国问世。”（第188页）这就是说，美国人没有限制反宗教的言论，因而反而并没有出现反宗教的言论。
英国的情况也很相似。托克维尔看到，在英国倒是也有一些反宗教的思想家，“甚至在大多数法国哲学家出世以前，我们这种非宗教哲学就已经在他们那里传授：正是博林布鲁克培养了伏尔泰。在整个18世纪期间，英国都有不信教的著名代表人物，才思敏捷的作家、深刻的思想家担负起这一事业”，但是，“他们从未能使它像在法国那样取得胜利，因为所有对革命心怀疑惧的人都急忙来拯救根深蒂固的信仰，就连他们当中卷入当时法国社会最深、认为法国哲学家的学说并非谬误的那些人，也因其危险而加以拒绝。像自由民族中历来发生的情况一样，强大政党发现把它们的事业与教会的事业连结在一起是有利的；博林布鲁克本人变成了主教们的盟友。教士被这些榜样所打动，从不感到孤立，为其自身事业拼死战斗。尽管英国教会的组织有毛病，内部流弊麇集，但它胜利地经受住了冲击；教会阶层中出现了作家和演说家，他们竭尽全力捍卫基督教。反对基督教的理论经过讨论和驳斥，最后被社会自己抛弃了，政府并未介入。”（第188页）政府没有介入思想理论界的争论以阻止不利于自己的思想的传播，那些思想却自生自灭了，托克维尔认为这是言论自由应有的结果。
爱尔维修
甚至，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反宗教的革命言论也随着限制言论自由政策的消失而消失了。“今天有哪个法国人会写狄德罗或爱尔维修那样的书呢？谁愿去读这些书？我几乎要说，有谁知道这些书名？60年来我们在公共生活中获得的尚不全面的经验，足以使我们厌恶这种危险文学。请看一看，在国民的不同阶级中，随着各阶级在革命这所严峻学校中获得的经验，尊重宗教已逐步重新获得威望。1789年以前最反宗教的阶级——旧贵族阶级，1793年以后变成了最虔诚的阶级；他们第一个被冲击，也是第一个皈依宗教。当资产阶级在胜利中感到自己也受到打击时，他们也向宗教信仰靠拢。逐渐地，对宗教的尊奉深入到了那些在民众混乱中会有所失的人们中，随着对革命恐惧的出现，非宗教消失了，或至少掩藏起来。”（第189页）
显然，尽管由于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导致了人们反宗教情绪和革命激情，但造成社会巨大震荡的革命并没有使宗教信仰消失，反而带来了人们对宗教的重新皈依。法国革命的对象显然对作家之于限制言论自由的强烈的“逆反心理”缺乏了解，因而他们并且连带所有人都受到了革命的惩罚。
第五，正是由于限制言论自由才导致了大革命及其对自由价值的忽略。
当然，在短暂时间里，反宗教的革命精神也有其美好的一面。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的公共精神和改造社会的激情给予了赞美。他说：“如果说进行大革命的法国人在宗教上比我们更不虔信，他们至少还保持着一种我们所缺乏的令人赞美的信仰：他们相信他们自己。他们不怀疑人类的可能完美性和力量，一心热衷于人类的光荣，相信人类的美德。”“对于他们，这些情感和热情已变成一种新宗教，它产生了宗教所产生的某些巨大效果，使人们摆脱个人利己主义，崇尚英雄主义和忠诚，使人们经常胸襟开阔，不斤斤于一般人计较的秋毫得失。我深入地研究过历史，我敢肯定我从未遇见这样的革命，它从一开始就揭示在如此众多的人身上具有无与伦比赤诚的爱国主义、无私胸怀、真正的伟大。”（第191页）
但是，托克维尔认为，为了抵制不宽容而炮制的“非宗教当时却造成了巨大的公害。”一方面，反宗教带来民粹主义盛行，人们被一种情绪所操纵。“在法国大革命中，在宗教法规被废除的同时，民事法律也被推翻，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在执行某项计划时他们从不犹豫迁延。决不能认为这些新人是一时的、孤立的、昙花一现的创造，注定转瞬即逝；他们从此已形成一个种族，散布在地球上所有文明地区，世世代代沿续不绝，到处都保持那同一面貌，同一激情，同一特点。我们来到世上时便看到了这个种族；如今它仍在我们眼前。”（第191-192页）
另一方面，反宗教以及革命思想只是有利于乃至迎合了限制公共自由的社会制度设计。托克维尔为此批评“伏尔泰很少思考这个问题；在英国逗留的三年使他看到了自由，但并未使他热爱自由。”“实际上，他最羡慕的是英国人的学术自由，却不大留心他们的政治自由，仿佛没有政治自由，学术自由仍能长期存在。”（第194页）
托克维尔更花费大量笔墨批评了法国的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他的意思是，恰恰由于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反而使像经济学派的这种阻碍人们政治自由的理论由于未能得到充分讨论而甚嚣尘上，并主导了法国大革命后的政治制度设计。托克维尔说，“可以作为大革命本身创造的所有制度，都是他们预先宣布并热心鼓吹的；人们很难从中举出哪怕一种制度，其萌芽未曾在他们的某些著作中孕育；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第194页）
托克维尔认为，“他们确实非常赞成食品自由交易，赞成工商业中自由放任政策；但是严格意义上的政治自由，他们却丝毫未加考虑，甚至当政治自由在他们的想象中偶而出现时，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予以排斥。大多数人一开始就极力反对设立起议会，反对地方附属政权，总之，反对不同时期在所有自由民族中建立的旨在维持中央权力平衡的平衡力量。魁奈说道：‘在政府中设平衡力量制度是个有害的思想。’”（第194-195页）
魁奈
“按照经济学派的观点，国家不仅要号令国民，而且要以某种方式培育国民：国家应依照某种预先树立的楷模来培养公民精神；国家的义务是用某些它认为必要的思想充实公民的头脑，向公民心中灌输某些它认为必需的情感。实际上，对它的权利没有限制，对它的所作所为也没有界限；它不仅使人们改邪归正，而且使他们彻底转变；也许只有国家才能将人培养成另一种人！‘国家随心所欲造就人们，’博多说道。这话概括了他们的全部理论。”（第197-198页）
托克维尔认为，法国以魁奈为代表的经济学派其实和“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致的：“人们以为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主义的那些破坏性理论是最近才产生的；这是一个错误：这些理论与最早期的经济学派属同一时代。当经济学派利用无比强大的政府，幻想靠它改变社会形式时，另一些人则一心想利用同一政权，毁灭社会基础。”（第198页）他说，阅读摩莱里的《自然法典》，“你就会在书里找到经济学派有关国家的无限权力、国家权利不受限制的全部学说，就会找到最近这些年代使法兰西最为害怕的许多政治理论，我们似乎正看着它们诞生：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你大概以为这本书是昨天才写的：其实已有100年了；它出版于1755年，正值魁奈创建其学派之际：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他们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栽培的果实与野生幼树的关系。”（第189-199页）
托克维尔还对这些作家不吝辞藻赞美中国颇有异议：“他们在四周找不到任何与这种理想相符的东西，便到亚洲的深处去寻找。我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一个人在他们著作的某一部分中，不对中国倍加赞扬。只要读他们的书，就一定会看到对中国的赞美；由于对中国还很不了解，他们对我们讲的尽是些无稽之谈。被一小撮欧洲人任意摆布的那个虚弱野蛮的政府，在他们看来是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最完美的典范。他们心目中的中国政府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第198页）
在托克维尔看来，经济学派的言论表明，“法国人不再局限于要求政府进行改良；他们开始要亲自来改革，而且人们看到一场全面酝酿的伟大革命即将爆发，它不仅获得了人民的赞同，而且由人民亲自动手。”“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托克维尔补充说：“要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第201页）
托克维尔强调了法国革命者设计的理想社会对公众自由的损害。“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公务员贵族；只有一个唯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于是他们着手将无限制的政府中央集权制和占绝对优势的立法团混合在一起：官僚行政和选民政府。国民作为整体拥有一切主权权利，每个公民作为个人却被禁锢在最狭隘的依附地位中：对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阅历和品德，对后者，则要求具有忠顺仆役的品质。”（第202页）
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人们应当更加真切地了解和理解自由自身的独立价值。“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这种看法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确确，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而且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第202-203页）
有感于不同民族对待自由的态度，托克维尔说：“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与他们的那些福利。这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不要叫我去分析这种崇高的志趣，必须亲身体味。它自动进入上帝准备好接受这种爱好的伟大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了。”（第203页）
应当说，托克维尔对“另一些民族”的议论，只是他对这样“一些民族”令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性激愤之词。他的本意应当是：或许追求自由的道路确实存在着不同民族的特色，但向往并且追求自由是全人类的天性、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如果能够充分表达自己的爱好，即使是最平庸的灵魂，也会把对自由的渴望填满自己的心灵，并让它们燃烧发光。（配图来自网络侵权即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