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成文以政务参赞的名义，火速前往朝鲜，因为此时，中国驻朝大使倪志亮正在武汉协和医院养病。
柴成文，原名柴军武，1915年出生于河南省遂平县。1936年考入北平大学商学院俄文班，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回遂平组织平津流亡同学抗日促进会，同年入西南联大。来到延安后，他进入抗大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从1941年开始，柴成文任第18集团军总部情报处参谋、情报股长，至1949年，任西南军区情报处处长，是在战争熔炉中，锻造出来的一名资深老情报官。
全国刚刚解放，不期而至的朝鲜战争，又将这位老情报官转型成为一名外交官。
1950年6月25日，也就是金日成的8万大军越过“三八线”，向南大举进攻的当天，柴成文奉命离开西南军区所在地重庆，急赴北京报到。
6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美军介入朝鲜战争，同一天深夜，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柴成文，同时在座的还有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章汉夫，以及军委情报部副部长刘志坚。
周恩来告诉柴成文，因朝鲜战争爆发，中央考虑，要准确地掌握战场动态，就必须尽快派自己的军事观察员前往平壤。
原本已经接到通知，将前往柏林大使馆工作的柴成文，万万没有想到会，被突然改派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去。
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解放军军官，这不是自己可以考虑的问题，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总理，我服从组织决定。”
经过紧急筹备，柴成文仅用几天时间，就完成了赴朝的准备工作。
除柴成文外，最后确定一同去朝鲜的还有参赞倪蔚庭、薛宗华，一秘张恒业，武官朱光，副武官王大纲、刘向文，另外还有4名电台工作人员，柴成文任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临时代办。
1950年7月8日清晨，周恩来再次接见了当晚即将出发的柴成文工作小组一行，对他们的工作任务作了具体指示。
7月10日早晨，柴成文到达平壤，金日成当天就接见了他们，然后把他们安排到劳动党中央高级招待所住下，并指定时任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的徐辉，每天向柴成文介绍战场情况。
他还专门指示有关部门在柴成文的房间里安装了一部专线电话。
金日成对他说：“你拿起这机子，我办公室的电话就响了，有什么事，你直接对我说。”
柴成文离开北京时，带了一封周恩来给金日成的亲笔信，在信中，他郑重其事地向金日成特别强调“此人是可靠的”。
当时，每天都会收到送到房间里来的战报，柴成文挺高兴，有现成的情报，自己的工作就轻松多了。
后来才明白，金日成每天派人送给他的战报，都是第二天的广播稿。
比方说，7月9日他接到一份战报，马上发给了国内。第二天，这份战报便作为来自朝鲜战场的最新消息，被中国的报纸、电台告诉了全中国人民。
可是柴成文却在10号这天无意中看到该战报竟然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了朝鲜劳动党中央的机关报《劳动新闻》上。
同样的情况还有，他7月19日发往北京的情报，又一字不差地出现在第二天的《劳动新闻》上。
8月12日，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身体尚未痊愈，即抱病赶到平壤上任。9月2日，柴成文接到国内电召，尽快回北京汇报工作。
在和倪志亮大使、武官朱光、参赞薛宗华等人一起商议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柴成文根据情报分析，提出敌人有很大可能将在仁川等地登陆的判断。
经过讨论，其他人也同意他的这个看法，9月4日，倪大使和柴成文又和金日成见了一面，了解了一些前方最新的情况，并向金日成当面提出了美军有可能在仁川登陆的判断。
9月6日白天，柴成文动手整理所有了解到的朝鲜战场有关情况，写汇报提纲，还没弄完，中南海西花厅的紧急电话来了，命令他立即回国汇报情况。
柴成文片刻不停，马上动身，于7日凌晨飞抵北京。
其时，朝鲜人民军正与美韩军在洛东江以南、以东地区打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战局已处于胶着状态。
美军在全力阻止人民军进攻的同时，也加紧了对人民军后方交通线的空中封锁与破坏，并不断侦察与轰炸沿海港口。
8日下午，柴成文即向代总长聂荣臻作汇报。
汇报中，在谈到对战局发展趋势的判断时，柴成文特别指出：“情报显示，美军已把在釜山防御圈内作战的海军陆战队调回日本，正在积极编组新的陆战师。这表明美军已在努力进行反攻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反攻就会开始，而且非常可能会在人民军侧后实施登陆，以此拉开反攻的帷幕。”
几个小时的汇报过程里，柴成文侃侃而谈，聂荣臻则不时地提出问题。待柴成文汇报完，聂荣臻将汇报提纲拿过去，说要马上呈报给毛主席看。
当天下午，这份提纲便出现在了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看完后当即批示：“请恩来约柴成文具体一谈。”
当日深夜，柴成文便被召进西花厅，向周总理汇报朝鲜战况。
柴成文认为，现在人民军已呈强弩之末，难以再前进，又没有制空权、制海权，长期耗下去，将十分不利。
由此可见，这时中央最高领导层已经预见到北朝鲜将会面临持久作战，中国出兵抗美援朝，已经为时不远了。
果然不出柴成文所料，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后带来的朝鲜半岛的变天，与他事前的分析判断，大致无二，也引起了中国高层的密切关注。
9月20日，周恩来再次召见柴成文，一同受到召见的还有第13兵团司令部侦察处处长崔醒农，军委炮兵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黎非，第39军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何凌登，第40军118师参谋长汤敬仲。
他们和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5人，系由东北边防军临时组成的“入朝先遣小组”，通报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并征得金日成同意，将与柴成文一同赴朝工作。
9月27日，柴成文一行乘专机飞到沈阳，再分乘5辆吉普车赶到平壤，金日成给5名中国“武官”批准签发了委任状，要求朝鲜有关党政军机关沿途给予协助。
这时，“联合国军”已经夺回了汉城，战况急转直下，先遣小组原定去汉城，现在只好改变路线。
据柴成文回忆，先遣小组在朝鲜前后活动了两周时间，由于情况紧急，平壤已经处于大撤退前夕的混乱之中。
在首相官邸，金日成明确向他们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尽快派军队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
倪志亮的电报迅速发回国内。
以后，柴成文两次陪同金日成到北京会晤中国领导人，并多次参加金日成首相与彭德怀司令员商谈军情要务的会晤；彭德怀与金日成商议重大事宜的电报，也由柴成文亲自转报。
在板门店谈判期间，柴成文又成为了中朝谈判代表团的秘书长，参加了激烈程度绝不亚于炮火纷飞、白刃相搏的战场的停战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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