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84期
▲ 6000名婴儿视频泄露并没有引起重视，跨度长达两年
当一个母亲，发现自己的宝宝出现在商业网站，并且病区、入院号、姓名、性别、年龄一应俱全，她收获的并不是和别人分享的喜悦，而是震惊、愤怒和不解。
这次意外的发现，源自一个年轻母亲的自恋和无聊。她闲来无事在百度上搜索自己的名字玩，竟意外发现自家宝宝在保温箱里的视频，被放到了商业网站56网上。
随之被一起发现的，还有5793个孩子。这些婴儿都有一个共同点：在安徽省妇幼保健院出生。
读者看到这里，首先产生一个疑问，医院为什么要给孩子拍视频？原来，从2014年起，安徽妇幼保健院新生儿科安装了远程网络视频探视服务，在家也能看到孩子。但是要输入预留的住院号和密码，确保只能自己看。
共有近6000个孩子的视频被上传商业网站（目前视频已经删除）
现在，这些本出于好心而拍摄的视频（在医院口中这叫做公益行为），被全盘托出放在商业网站，医院的回应是黑客攻击，视频被盗。这种说法，目前媒体不好去判断，建议公安机关积极核实。
可以发现，这些视频上传时间的跨度接近两年，如果不是这次意外发现，可能会有更多的婴儿信息持续泄露。
▲ 新生儿信息泄露非常普遍，甚至大量骗局靠此支撑
有人说，中国人对信息泄露早已习以为常麻木不仁，从出生到死亡，是被泄露的一生。
这或许是一种客观描述，但不能证明国人对信息泄露不敏感，没有隐私意识，是现实颇多无奈逼人妥协。就以新生儿信息为例，几乎每个家长在生产完出院后，都会接到各种各样的推销电话，有卖婴幼儿用品的，有推销摄影的（满月照、周岁照）、有卖胎毛笔的，全是精准营销，不仅掌握你的电话号码，甚至知道你家孩子有多大，有一种你完全处于透明状态的惊悚感。
母婴类信息，属于高价值信息。这个时候，家长舍得花钱。所以此类信息，历来是信息泄露的重灾区。深圳和上海都发生过全市婴幼儿信息集体泄露的恶性事件，受害者数十万。
信息泄露的后果，不仅仅是承担推销电话的骚扰，更要面对诸多骗局。具体流程是这样的，你会接到一个自称是卫生局的人打来的电话，准确地叫出你的名字、宝宝的性别、出生日期。然后告诉你国家现在鼓励生育，有政策利好，会给你补贴，大概2000多元。最后再通过类似收手续费等环环相扣的骗局把你搞定。
这种骗术确实不高明，但抓住了一部分家长的心理预期，以为生完孩子真的有现金补贴。这里遗憾地告诉大家，我国没有任何针对新生儿的现金补贴，这个念头可以断了。
这种骗术的使用范围有多广呢？在网上搜了一下，大大出乎意料，大家如果有兴趣，可自行搜索新生儿补贴诈骗这几个关键字。这种诈骗大有我是你领导，你明天来我办公室一趟的风采。
▲ 真的无法追究信息泄漏的源头吗？
母婴信息贩卖，已经成为监管难点中的难点。
在处理这一类案件时，公安机关往往会对媒体强调，由于母婴类信息具有高附加值，往往被多次倒手，上下游之间从不见面，追查起来难度非常大。
这一理由，其实是非常值得商榷的。母婴类信息泄露，相比于其他信息，更容易追查源头。我们可以从婴儿信息登记的入口来看。能知道新生儿性别、年龄、家长电话甚至家庭住址的，只有三个途径。第一个途径毫无疑问是出生医院，第二个途径是某些社区医院（包括打疫苗的场所），第三个途径是户籍部门。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示，追查成人信息泄露渠道难，因为存在着太多潜在的泄密途径，但婴儿的社会关系简单，登记完善资料的只有医疗单位、户籍部门等少数几个机构。
这个时候，如果采用倒查的方式，从婴幼儿信息登记的入口单位进行核实，难度并不大，至少比其他种类信息泄露的调查要容易。
这里有必要强调，新生儿资料的泄露，第一嫌疑人是医院。因为信息是由你第一个采集的，现在泄露出去，当然应该第一个调查你。但我们遗憾地发现，有关执法部门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并没有这种办案直觉。
▲ 《个人信息保护法》延宕多年，迟迟不出台
今年5月，济南警方通报说，成功破获了20万名孩童信息被打包出售案。这起案件最终怎么处理，尚不得知，但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经常有一些不法分子动辄一次收集倒卖上万条重要个人信息，最后的判刑，往往只是几个月甚至缓刑。
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刘仁文认为，如果没有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作基础，如何认定违法将会是一个难题。如果把问题都依赖于刑法，很容易造成刑法执法工作的超负荷运转和尺度不一。
奇怪的是，我国有40部法律、30多部法规、200部规章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看着数量挺庞大的，但是，分散的法律条文并没有形成合力。
《个人信息保护法》何时能出台？
基于此，我国对个人信息泄露的惩罚非常不成体系，处罚标准不一。举个例子，中国软件开发联盟网站，曾经泄露了600多万条个人信息，但是，处罚仅仅是行政警告而已。
这里就牵扯出《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问题了。早在2003年，我国就开始研究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如今一晃十多年过去了，还是只有一个没通过的草案。
▲ 对于病人信息的保护尤其落后，和国外比，如同生活在不同世界
个人信息保护是个宏大话题，不妨略微把口子缩一缩，聚焦在病人信息保护上。
今年一月，一则女子婚检查出艾滋后隐瞒，婚后丈夫被感染的新闻引发争议，受感染的男子认为，婚检医院和疾控中心没有把妻子的病情及时告知，侵犯了自己的知情权。
确实，对于这起个案，过于强调隐私权，忽视知情权和生命健康权明显不合适。但是在国内，更常见的问题绝非强调隐私权，忽视知情权，而是病人的隐私得不到保障。
像婴儿信息被泄露这种恶性事件，在发达国家，已经不是什么隐私权的问题了，这是毫无疑问的犯罪行为。但是小恶不惩，大恶难究，如果不从问题的根子入手，婴儿信息泄露很难被重视。这个根子就是，我们要拿出多大的力气，去保护病人的隐私。
患者隐私权的保护，在医学伦理学中已被讨论得非常透彻，几乎没有灰色地带。例如美国自2003年开始执行HIPPA法案（目前没有正式中文名，可以称作医疗电子交换法案）。这个法案，就详细规定了谁可获得患者医疗资讯。
保护病人隐私，医生要扛起首要责任
其中提出了10种情况，只有满足这10种情形，医生才能向外界透露病人的隐私，比如分享给参与医疗护理或承担医疗费用的亲友，除非患者反对、为了公共卫生安全、帮助医院确认死者身份等。如果医护人员违反这方面的法规，轻者罚款再教育，重者吊销执照、终身不得行医。
总之，西方国家关于患者隐私权的规定多如牛毛，有些在国人看来甚至不可思议，比如：不在有第三者在场的场合（如电梯）讨论患者病情；与患者或家属讨论病情时，应放低音量并关上房门；所有与患者相关的电子邮件，都必须使用医院邮箱并加密；患者病历有名字的一面需朝下置放等。
显然，国内还没有进化到这一步，有些事情需要慢慢来，是社会进步，是社会人意识觉醒的必然结果。但面对新生儿信息被大量泄露如此恶劣的事件，患者隐私权这根弦，确实应该紧一紧了。
如果医院方面在类似信息泄露案中确有责任，那么，放纵医院方，正是信息贩子如此猖獗的原因。
本期责编
张德笔
笔哥
湖南弃车逃跑司机比范跑跑更恶
痛恨毒跑道，但别伤及废旧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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